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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宏观数据表明，受政策调控的货币环境“中性偏松”已成稳定态势，财税支持经济活力的措施也在稳步推进，预计通胀拐点将于年底到来，“双降”（降息、降准）在未来3至6月内仍有可能。

　　货币维持平稳压力仍存

　　我国货币当局面临的真实困难，是维持平稳增长的“托底”力量。金融体系信贷增长的稳定，没有带来相应的货币增长状态。笔者认为，原因有二：一是监管加强导致金融机构“去杠杆”、经营扩张放缓，进而导致金融体系的信用扩张能力下降、货币乘数减少；二是从央行基础货币投放结构变化看，金融机构在监管强化下准备金不足，从而使得准备金市场持续处于紧张状态。从方法论上看，为保持货币平稳，以上两个原因互为解决之道——提高货币乘数可以应对基础货币增长的不足，增加基础货币投放也可以避免货币乘数下降造成的货币增长过度下移。

　　由于国际收支和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我国外汇储备已结束增长进入持续走平期。2018年四季度后，我国央行的基础货币增长再度出现负增长状态。从历史经验角度看货币乘数扩张，即使经历了前期的数次降准，也难有再提升。在这种情况下，要维持宏观流动性增长的平稳，即维持M2增长平稳，央行实际上面临很大压力。在新增基础货币现有工具难以扩大的情况下，降准是具有现实意义的选择，毕竟降准空间很大。

　　降准不改货币政策基调

　　基于基础货币投放增长的局限和不足，笔者一直认为，降准在更大程度上是对冲性的。

　　宏观调控虽然注重相机抉择和逆周期调整，并从2018年四季度起，在稳健货币政策的基调上，实际货币增长控制由“偏紧”转向“偏松”，货币增速在2019年上半年得以保持。但由于基础货币增长持续处于收缩状态，保持现有水准的难度越来越大，货币当局意识到不通过降准提高货币乘数，货币增长已不能维持当前水准。而货币增长再下移，势必对当前经济增长和风险化解不利。从操作程序上看，是货币增长维持现有水准压力导致了降准的出台，因而降准是“对冲性”的，因而也不改变货币政策稳健的性质，更不表示货币政策转向宽松和大水漫灌，甚至谈不上“放水”。

　　除了货币增长下降透露出货币平稳需要提前对冲外，在时间点选择上，一些季节性因素也导致了降准措施的时间选择。对最近降准时机的选择，央行就明示：对冲9月中旬税期、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基本稳定。

　　过去的降准历程再度证明，2018年以来的货币政策操作特征——“收短放长”，将成央行未来的政策行为的潜在特征；2019年，这一政策操作特征仍延续。

　　降息仍是政策选项

　　虽然9月央行进行了今年第二次降准，但笔者仍然认为，降准、降息仍是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政策选项。

　　虽然前期信贷、货币增长一直表现平稳，且处于相对高位，但笔者一直认为“稳中偏降”是不变趋势。货币增长的这种平稳中偏软的格局，从根源上看，是基础货币增长难以有效持续扩张所决定的。中国未来要维持流动性相对平稳的态势，势必面临以下选择：降准、新创基准货币投放渠道。

　　在基础货币增速持续为负的状态下，要保持广义货币（M2）增速相对平稳，就只有继续提高货币乘数；此外，降低储备货币获得成本，保持货币市场的稳定，也要求中国进一步下调人民币准备金率。在新基础货币投放机制未形成前（即央行直购资产成为基础货币投放主渠道），降准依然是央行难以避免的选择。

　　央行的降准行为，并不和“去杠杆”的政策相冲突。“去杠杆”要求实行稳中偏紧的货币政策基调。按照通常的货币增长中性基准，今年M2在7.5%-8.5%间将是政策合意水平，8.5%上方意味着货币环境已过度宽松。对于中国目前的经济、金融形势而言，当前符合政策期望和市场预期的中性偏松的合意货币增长（M2同比增速）区间为（8.0%-8.5%）。按照这个基准，当前央行的降准行为，恰当地体现了央行对流行性的实质呵护。今年7-8月的M2增速回落属于“预期之中、意料之外”，并为降准准备了条件，随后市场就看到了降准行为。

　　短期的通胀压力延缓了降息出台。短期决定CPI走向的猪肉价格创出历史新高，但2018年6月猪肉价格即开始回升，并在9月后恢复正常，因此受基数效应影响，未来猪肉价格对CPI同比的影响将下降。加上政府为保证民众生活加强了猪肉等副食品的管理，加大了替代品和肉食品的进口，加强了市场预期引导，市场变化有序，猪肉价格上涨态势料难延续，在基数效应下，通胀拐点将现。

　　经济转型带来的经济持续底部徘徊，使基建投资重要性上升，“降成本”自然就成为下一步“供给侧改革”的重心。当“去杠杆”阶段过去后，货币边际放松就在事实上已呈现；下一阶段的“供给侧改革”重心——“降成本”正在到来中，融资成本偏高作为经济活动中的客观事实，自然就进入了政策视野，“降息”也就成了未来必不可缺的政策选项，尽管暂时条件不具备，但今年出台仍是大概率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