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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集团为例，经测算，平台应用后平均每度电降低成本支出0.07元，能源成本节约率9.8%，预计全面推广后每年可节约充电费用160余万元。”近期，山东青岛某巴士集团信息技术总工程师程鹏表示，通过AI算法生成不同线路及车型的车辆充电推荐方案，旨在帮助企业实现成本的降低与效率的提升。

这是山东省公布的典型大数据创新应用场景名单中所包含的一个场景。受访专家表示，随着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的持续深入，更多类似的创新场景将不断涌现，为企业降本增效、提升服务质量提供有力支撑。

在此背景下，公共数据作为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中的关键组成部分，应如何更有力地赋能千行百业、服务千家万户？

近期，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中央层面首次对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进行系统部署，释放了鼓励发展的鲜明政策导向，对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具有里程碑意义。

“大数据作为国家战略性资源，发展数字经济是我国实现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千载难逢的机遇。对此，我们必须牢牢把握这一机遇，长期坚持对大数据的开发与应用，持之以恒，久久为功。”中国人民大学明理书院院长杜小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意见》的发布是我国大数据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意义至关重大。

《意见》围绕深化数据要素配置改革，扩大公共数据资源供给；加强资源管理，规范公共数据授权运营；鼓励应用创新，推动数据产业健康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营造开发利用良好环境等四个方面，部署加快推进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工作。

在杜小勇看来，公共数据具有规模体量大、价值潜能大以及政府掌控力强等特点。加快对公共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一方面能够充分释放公共数据所蕴含的要素潜能，另一方面也对数据要素市场的发展起着明显的带动作用。

记者注意到，当前全国多地正逐步在公共数据开发利用方面下功夫，着力优化公共数据资源配置，持续完善一体化数据资源体系，从而推动整个数据产业加速发展，驶入“快车道”。

国家数据局副局长陈荣辉介绍，截至今年7月份，我国已经有243个省级和城市的地方政府上线了数据开放平台，开放的有效数据集超过了37万个，最近八年来增长了44倍。

例如，截至目前，山东汇聚高质量公共数据2300余项，围绕政务服务、社会治理、产业发展等重点领域，联动打造了100余个“数据要素×”典型案例；宁夏银川作为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试点城市，近年来在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方面成效显著，形成了智能算力 3000P以上、政务数据资源5亿余条、数据规模8000余TB的良好局面。

可以预见，公共数据价值的释放，能够带动数据产业生态的发展与繁荣，进而实现经济效果的放大、叠加以及倍增。

“尽管在认知上，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地位已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也相当活跃。”杜小勇同时提醒，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当前，数据供给与需求结构性矛盾突出。

对此，杜小勇建议，数据治理是解决数据危机、推动数据实现要素化的新兴科学领域。数据治理的目的在于提高数据的质量，实现高水平的数据资源供给，从而为各行各业的发展赋能。《意见》的发布，必将极大地促进面向公共数据的数据治理体系的建立与发展。

为了系统性地解决公共数据资源“供得出”的问题，《意见》重点针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行为进行了规范。

记者梳理发现，围绕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工作，北京、上海等地，以及人社、气象等部门单位纷纷展开探索，安徽、海南等地制定出台授权运营的专项制度或专项政策，不少省份和地级市上线运营平台或运营专区，在实践中形成整体授权、分领域授权、依场景授权等多种模式。

此外，随着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不断涌现，新的安全风险也随之产生，给社会带来诸多挑战。

“数据流通中的安全风险是关键所在。”面对新技术所引发的安全制约，杜小勇提出如下建议，各方应当树立正确的安全观，并且建立起数据要素发展生态与数据安全治理生态的协同机制。

具体而言，从数据要素生产的维度来看，存在数据汇聚生产、数据发布以及数据应用这三个阶段；从数据安全治理的维度审视，存在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以及事后补偿这三个阶段。

展望未来，杜小勇表示，通过大力发展上述多个方面的安全保障，提供涵盖制度政策、标准规范、技术、产业以及实践案例等全方位的措施，从而构建起数据流通的安全治理体系。